金沙国际唯一官网网址人民民主专政供给工人阶级的公司主,彭真同志列席了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第意气风发部刑事诉讼法的制订专门的职业

编者按
今年是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也是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10月17日,《彭真传》《彭真年谱》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人员重温了彭真对于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卓越贡献。1997年彭真同志逝世,党中央给予他“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崇高评价。回顾彭真同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理论,对今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宪法不但要有序言,还要简述历史
“彭真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王万宾回忆说,1954年,彭真同志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宪法修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8月,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建议,对当时的宪法进行修改。大会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彭真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
这部宪法就是八二宪法,提及当初制定细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印象深刻”。1981年、1982年,许崇德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在彭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于彭真同志的宪法思想及其具体主张十分了解。
许崇德感慨地说,宪法要不要有序言?这在当初是有不同意见的。彭真同志主张应该有序言,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思想,并主张在序言中首先要简述历史,尤其必须叙述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以表明新时期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思想不是凭空提出,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是顺应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彭真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高度体现。”许崇德说。
除了序言,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顾昂然在其所著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见证》中讲道:1982年制定宪法时,对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如何规定党的领导,有各种各样意见。如何统一认识?彭真同志说,要用事实统一认识。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是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的选择。彭真同志亲自在宪法序言中写了这段历史,通过历史事实统一认识,坚持党的领导。
“彭真同志非常重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许崇德说,彭真不仅主张恢复和保留1954年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在新宪法草案中加以扩增,如增加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增加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等等。这些新的规定都是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加以规定的。
在进行了充分的酝酿部署,又集中搞了三个月的调查,召集宪法修改委员会先后开过五次会议之后,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如何保障宪法法律的实施?彭真同志十分关注。他强调,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要认真地依法履行这个职责,纠正和追究重大违宪行为。他指出,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按宪法办事,决不允许出现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做法。
三个月搞出七部法,他把自己当苦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真同志复出工作,深刻认识到搞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
1979年2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前身)第一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就提出要抓紧搞七部法。当时他说:“我已经78岁了,但我也要当半个‘苦力’。他还说,我们要有一种‘苦力精神’,不然短短三个月怎么搞得出七个法?在此后紧张的立法工作中,他完全把自己当做了‘苦力’。”说起这段历史,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有些动情。
三个月内要搞七部法,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难以想像。顾昂然回忆说,那三个多月里,工作人员每天都是夜以继日,从早上8点干到夜里12点以后,然后把修改出的稿子送到彭真同志家里。他对送去的稿子连夜进行修改,第二天清晨就把修改后的稿子退回来,他改得很认真、很仔细,还加了许多条文。这对一位78岁的老人来说实在不容易。
三个月后,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为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个月出台七部法律,这只是彭真同志领导立法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是第一部选举法起草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并领导了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制定的法律有88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5件。这些法律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立法理论。顾昂然讲道,彭真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搞好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比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说,搞立法要有理论指导。1979年在制定刑法时,彭真同志亲自在第一条中明确写上,刑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再比如,从实际出发。彭真同志经常说,立法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脱离实际就行不通。他要求立法时一定要搞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并多次深入基层亲自进行调查研究。
在立法程序上,彭真同志说,过去我们注重民主的实质,对民主程序注意不够,民主实质是重要的,但只有好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民主实质的实现。他提出,立法工作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制定法律时,他叮嘱大家,不要只汇报同意的意见,要着重汇报不同的意见,要鼓励大家讲不同意见,敢于争鸣。
“彭真同志对立法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李适时讲道,彭真同志常强调:“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有问题,在法通过前改过来比通过后再改要好。”
彭真同志不仅抓立法工作,而且强调法的贯彻执行。他说立了法就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法交给人民,让人民了解、掌握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律来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顾昂然说,当时有人曾提出,是地方党委大,党委书记大,还是法大?彭真同志明确回答,法大。他说,法是党中央领导制定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哪个地方党委,哪个书记,比党中央还大,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大?!他还提醒说,要充分认识法制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不要以为立了法,就都会依法办事了,必须充分地认识健全法制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高度重视人大制度建设,认为两院制不符合国情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前瞻性、开拓性的思考和努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王万宾说,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彭真同志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对这一点,许崇德感触很深。他回忆说,彭真同志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当初有人主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实行两院制,以有利于代表之间展开政策性辩论,并使两院之间互相制约,以增强民主性和实体性,从而避免有的群众把人大看成是“橡皮图章”。彭真同志认为两院制不符合我国国情,也无助于解决“橡皮图章”的问题。他在坚持人大的结构应保持一院制传统、不实行两院制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方法,那就是增强人大常委会的地位,扩大常委会的职权。由于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因此,增强常委会的地位、扩大其职权,就可以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真正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彭真同志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完善人大制度,他对人大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顾昂然一一列举道:第一,完善选举制度。彭真同志说,选举是基础,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县人大,由县人大产生县政府……省人大产生省政府和全国人大代表,这样一层一层,可以使人民掌握国家、民族、自己的命运,所以选举非常重要。
第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工作。过去,地方人大没有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平时没有活动。彭真同志就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问题,专门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重大的改革。
第三,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为了保障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广泛发扬民主,在宪法中规定,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同时规定,代表在大会开会期间,非经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还规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公家告个人一告一个准,公民告公家没门儿”,这不行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发展的第一块里程碑,彭真同志为这块里程碑砌上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的肺腑之言。
1980年,民主法制建设迈开大步,彭真同志开始思考“民告官”的问题。当时民间议论“公家告个人一告一个准,公民告公家没门儿”,彭真同志认为这不行。他说,行政机关不能随便侵犯公民权利,侵犯了公民权利,公民要有告状的渠道。也就是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立民告官的制度。为此,彭真同志要求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公民是不是对行政机关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告,哪些能告,哪些不能告?二是民告官应采取什么样的程序,外国行政诉讼的程序如何?
当时全国人大正在研究制定民事诉讼法,曾设想在其中单列一章节,规定“因行政机关职务行为所作的决定而产生的案件”的处理。情况报告到彭真同志那里,他认为,在目前民告官尚缺少实际经验的情况下,不单设一章为好,可以先在民事诉讼法中开一窗口,以后逐步积累经验,再单独列章以致形成单行法。最后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就在第3条中设了一款:“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一规定明显带有过渡性质,但符合当时的情况。它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以后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基础。这里,清楚地体现了彭真同志十分重视立法的实践基础和法律必须是可以实施、可以落实的思想。
法律能否实施,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应松年引用了《彭真传》中一个典型事例。1983年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时,该法草案第41条规定,当事人对海上交通安全部门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交通部门强烈反对。交通部负责人提出,海上交通安全部门代表国家,把他们告上法庭,有损国家尊严。交通部另一负责人又提出,他走了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海上监管机关作出的处罚,是不能告的。
彭真同志当场让法工委顾昂然同志翻开宪法,念了两条,一条是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再是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彭真同志说,这几条规定就是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对于“国外不能告”的说法,法工委连夜查阅了日、美两国的法律,发现美国的判例和日本的立法都显示,对这类行为可以向法院起诉。至此,海上交通安全法中民可以告官的问题方告解决。“这个事例充分体现了彭真同志以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目标。”应松年赞叹道,彭真同志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和机制,成为司法制度的显著特色
“彭真同志先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这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担负政法工作的领导重任,他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制度、推动我国政法事业发展进步的艰辛探索和重要论述,不仅对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前和今后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着重讲述了彭真同志对司法制度建设的贡献。
周本顺说,从1954年春天开始,彭真同志主持研究、拟订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制度。正是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人民法院建立健全了巡回法庭、人民陪审制、基层调解组织、人民接待室和辩护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错判案件纠正制度、死刑复核制度;人民检察院也逐步加强和健全起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做好批捕、起诉工作上。对于公、检、法,彭真同志明确提出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和机制,成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显著特色。
改革开放之初,彭真同志不仅明确了中央政法委工作的“定位”,而且明确了新时期公、检、法的根本方针,比如“公、检、法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要从法制方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几十年实践证明,彭真同志提出的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公、检、法的关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是完全正确的。
“彭真同志高度重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周本顺说,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彭真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决打击大中城市中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的犯罪活动,迅速把社会秩序整顿好”;“不这样做,就是党和政府的失职”。针对犯罪活动高发的原因,彭真同志明确指出:“只靠打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主要还是要靠做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的工作,就是说要搞好综合治理”,要求“抓住两头”,“教育多数、孤立少数”,等等。正是在彭真同志的亲自推动、指导下,“严打”斗争健康发展,全国城乡治安好转。
在“严打”斗争中,彭真同志高度重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他再三强调:“我们早就讲过打击刑事犯罪要稳、准、狠,当前更要再特别强调准”;“对一切案件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精心审断”。这些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的价值追求,对于新时期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意义尤为重大。
对政法工作的群众路线以及政法干部队伍建设,早在1953年3月,彭真同志就指出,改进司法工作,中心是克服旧法院的“衙门作风,密切司法机关与群众的联系,使司法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对“严打”斗争,彭真同志也反复强调“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全面动员,齐心协力”。他强调政法干部要提高觉悟,抓紧学习现行法律。“法律、法学理论是一门科学”,“我已七十几岁了,我愿意和政法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学习这门科学,使我们公、检、法的干部都成为熟悉法制科学的专业工作者。”
“彭真同志的这些话,鲜明地指出了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特征,为建设一支思想、组织、能力、作风都过硬的政法干部队伍奠定了重要基础。”周本顺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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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通知》是1984年4月26日印发的。指出,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所有宣传单位,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任免,都要在组织手续、法律程序完备后,才能公布。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各级党委审查同意、须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或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的人选,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不同意见。对这些意见,有关的党委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如果意见有道理,应该重新考虑人选;如果认为人选不宜改变,或者认为提的意见不全面或与事实有出入,应该耐心说明、解释;如果多数代表或委员不同意,不要勉强要求保证通过。

  
彭真同志积极倡导实行直接民主,提出“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5]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既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党的主张。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建议在城市中“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6],把街道居民组织起来。他强调,没有群众自治,没有基层直接民主,村民、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不由他们直接当家作主办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还缺乏一个方面,还缺乏全面的巩固的群众基础。“实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当家作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也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17],对于实现人民民主等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近日已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册,共收入二百四十三篇重要文献。现将该书主要篇目介绍如下。

  
我国的人大代表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岗位,从事各种不同职业,具有极为广泛的代表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讨论决定全国和地方的大事,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这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人民意志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与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9月5日的讲话。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点要做好几个方面工作: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彭真同志强调,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民主就不能怕麻烦。一言堂不行,几个人说了算不行。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12]他还专门批评了嫌民主麻烦的观点和做法。“有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嫌民主麻烦,说什么‘选举选举,多此一举’;有的地方把群众依法推荐的候选人随便勾掉、换掉;群众依法选出的代表不合自己的意,就宣布无效,等等,这是不符合选举法的原则的。”[13]依法办事,往往要麻烦一点,但结果会比较好。一言堂好像省事,结果往往费事甚至坏事。所以,“选举决不能只图省事,要力求保证人民群众便于行使民主权利、便于选出能真正代表他们意见的代表。”[1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江泽民1997年2月27日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同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始终注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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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好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万其刚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6月28日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二)自治制度是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

《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是彭真同志1984年3月13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办事。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有宪法,还要有许多法,那都要按照国家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一经制定,就要依法办事。民主就不能怕麻烦。

  
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有多种形式,既包括村民(居民)委员会的自治[18],还包括企事业的民主管理以及立法过程中的公开征求意见等。在谈到村民委员会时,彭真同志指出:“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直接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19]他还亲自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主张尽快颁布实施,因为在他看来,这部法律关系亿万农民,也关系宪法的规定能不能认真地或实际地执行[20]。

《宪法》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982年12月4日通过,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4年3月14日第四次修正。除序言外,共4章138条。规定,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问题作出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总结成功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并在第34、35条中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这就把立法工作走群众路线法定化。同时,2008年4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关于政权问题》是毛泽东同志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第三部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1954宪法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法基础和法制框架,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里,彭真同志为该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有效运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彭真同志在1979年—1983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1983年—1988年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主持起草了现行宪法,领导制定了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大批有关重要法律,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健全。另一方面,彭真同志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实施者、实践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建立健全会议制度和工作制度,从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并使之有效运作起来,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近日已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胡锦涛同志2006年3月3日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目标,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任务,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保证。

   (一)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由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992年4月3日通过,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010年10月28日第二次修正,共6章5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同时,还对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对代表的监督等问题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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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关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是2011年4月12日印发的。指出,一个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在加强法律实施上狠下功夫,着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完善法律实施机制,不断提高法律实施的科学化水平;在加强普法教育上狠下功夫,切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断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善于在法制轨道上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彭真同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内容作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阐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79年7月1日通过,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10年3月14日第五次修正,共12章57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还对选举机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各少数民族的选举,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程序,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对破坏选举的制裁等问题作出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立法过程中比较注重公民的参与,尤其是在立法工作中强调并实行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把这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彭真同志也一再强调这一指导思想。他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反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复用实践检验。不仅要集中委员们、代表们的意见,而且要听取、反映和集中各方面专家、实际工作者以及群众中的意见。”[21]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在继承和发展1954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14项职权)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15项职权,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恢复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规定;(2)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3)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4)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5)增加“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和“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等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

    

《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是叶剑英同志1979年7月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的主要部分。强调,法律和规章条例一经制定,就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一切公民,无论是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无论是什么社会地位和社会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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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反分裂国家法》由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05年3月14日通过,共10条。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彭真同志主张实行民主立法,“任何工作都不能搞一言堂,立法尤其不能搞一言堂,不然的话,是要出乱子的。”[22]在立法过程中要欢迎不同意见,并“认真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23],特别是要公开征求意见,进行全民讨论。将法律草案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公布,让全民参与讨论,其意义深远。彭真同志在谈到组织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指出:“既然要全体人民来遵守,对宪法的修改就非得切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交付全体人民讨论不可。”[24]这不仅是民主立法的问题,也是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全民讨论也是十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25]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是2005年5月26日印发的。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支持、规范和保证其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自由和权利,正如彭真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3]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中,“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的问题。”[4]的确,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在实践中,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取间接民主的方式(往往就是代议制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董必武同志1956年9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人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构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意志,是我们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必须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在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直接选举就是将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由选区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代表;间接选举是将代表名额分配到选举单位,由选举单位投票选举产生代表。1953年选举法确立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8]金沙国际唯一官网网址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其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就是说,在县以下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1979年选举法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彭真同志指出:“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群众对于本县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实行直接选举不仅可以比较容易地保证民主选举,而且便于人民群众对县级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9]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级,“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代会。省级人代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代会。”[10]这样,人民就可以通过人大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派代表组成各级人大。这就有一个选民与人大代表的关系,以及人大代表与选区、选举单位的关系。换句话说,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组成,这些人就要受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和选举单位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可以随时撤换。彭真同志还多次强调:常委会要加强联系人大代表,要保障代表与人民群众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31日通过,共9章145条。规定,国家决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同时,还对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对外事务,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而人大又是怎么产生和组成的呢?这就是民主选举。事实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是民主选举。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权力,组织政府,管理国家,并且监督和有权罢免各级政权的组成人员,这是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5]换句话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6]我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彭真同志指出:“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7]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是吴邦国同志2011年1月24日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这当中最重要的经验有五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企事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是保证职工对本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即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1957年后在全国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1982年宪法第16条规定,国营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进一步确认了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第51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实行民主管理、协调劳动关系、保障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进本单位的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六十年的实践经验》是张德江同志2014年9月1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认真总结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60年来的实践经验,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切实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三是坚持实现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五是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发展;六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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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是周恩来同志1956年7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节录。指出,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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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90年4月4日通过,共9章160条。规定,国家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同时,还对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对外事务,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总之,“人民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1]这充分表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需要说明的是,1979年全面修订选举法之后,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和2010年分别做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进一步搞好立法和监督工作》是李鹏同志1998年4月2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强调,立法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要把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与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立法要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要进一步改进审议法律草案的程序。要把监督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方式,特别是要增强监督的实效。要围绕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工作监督。人大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民主,是近代以来政治领域中所阐扬和倡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或理念,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那么,人民怎么行使国家权力呢?一般来说,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直接民主,另一种则是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间接民主。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现实中,则不外乎是这两种方式的融合,区别只在于融合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国也不例外。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由这一性质决定:“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宪法第2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彭真同志指出:“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2]

《建立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保证》是朱德同志1954年12月9日在全国第三次民政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制定以后,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过人民代表来制定一切计划,选举一切工作人员,同时对他们实行监督。另一方面,还要领导人民共同执行这些计划。这一制度既便利于国家领导的集中与统一,又便利于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发挥。建立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广大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国家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保证。

  
一、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胡锦涛同志2004年9月15日的讲话。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

《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是1979年9月9日印发的。强调,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事,坚决改变和纠正一切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错误思想和作法。各级司法机关处理违法犯罪问题,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具体分析,准确量刑。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宣传法律,加强法制教育。

《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是1986年7月10日印发的。强调,全党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坚决支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政策性的决议、决定,党内事前要经过同级党委原则批准,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后,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干部队伍的建设。各级公安、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带头学法懂法,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把各项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执法检查和制定法律同等重要》是万里同志1992年2月25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监督法律的实施,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检查法律实施情况就是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重要形式。一定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所有法律的实施情况,都要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宪法实施的检查监督。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实行普选》是周恩来同志1953年3月1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的第三部分。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出来的,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也是有不同的。苏联是两院平行制,除联盟院外,还有民族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可以不成立民族院,但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按人口的比例数要大于汉族代表的比例数。应该把普选看作是检查工作和考验干部的机会,不要为选举而选举,要选出肯为人民服务的人。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是刘少奇同志1949年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第四部分。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以后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会议要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区别开,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不同。我们人民代表会议是工农劳动人民真正有自由,不是形式,因为它的专政是靠群众积极性,靠保护群众利益,来把群众积极性发扬起来,去解决它自身切身的问题。资产阶级人民议会装样子,我们不是装样子,而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经过人民代表会议启发人民积极性,教育群众。所以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府和人民联系的最好形式。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人大》是毛泽东同志1954年12月19日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谈话要点的一部分。强调,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是刘少奇同志1954年9月15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宪法草案是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还就国家的性质问题、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问题、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等,对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对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回答。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江泽民同志1990年3月18日在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特别是加强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法》由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84年5月31日通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2001年2月28日修正,共7章74条。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还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2014年10月23日通过的。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根本任务》是乔石同志1996年3月17日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和1997年3月14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节录。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关键在于坚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就是要依法治国。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严格执法。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和我国的国情,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集约型经济所必需的法律体系,同时抓紧制定其他方面急需的重要法律。法律制定后,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这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把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是张德江同志2013年3月1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处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线,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负有重要使命。要在新的起点上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和改进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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